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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羅到突尼斯城，成千上萬心懷相同的情緒和目的、利用社交網絡聯合起來的示威群衆，推翻了長期在位的獨裁政權。在英國各地，性情與阿拉伯抗議者截然不同的人群湧上了夏日的街頭，所到之處都留下了破壞的痕跡。與此同時，在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通過互聯網聯繫起來的債券交易員形成了一個“虛擬”群體，他們一起拋售處境日益艱難的歐元區成員國的債券，使得這些債券的收益率急劇上升。

　　在2011年發生的許多最值得記住的事件中，“群體”都起到了核心作用。這些事件都顯示出，在共同的身份認同和決策能力的驅使下，群體所能擁有的巨大力量。這些事件都是“從衆心理”(herd mentality)的經典案例。從衆心理指的是群體中的個體所共有的、自我調節的思維方式，這一領域目前在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中都很熱門。

　　盡管在大公司的辦公室裡盯着屏幕的金融交易員十分富有，與扔磚頭的失業青年之間存在着社會、經濟和文化上的巨大鴻溝，然而最近對從衆心理進行的研究卻顯示，這兩個群體之間的差異實際上比人們一般以為的要小。此外，他們的行為可以進行研究、標繪，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預測。

　　最近的研究顯示，無論是現實群體還是虛擬群體，只要具有集體意識，在共同目標和利益的驅使下，就都可能出現相似的從衆行為。在現實的群體中，個人可以觀察他人的行為進行效仿，而基金經理或網絡游戲玩家，則根據的是屏幕上的變動。

　　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行為經濟學家米歇爾 巴德利(Michelle Baddeley)說：“一些研究顯示，只要想象一個情境就足夠了，沒有必要真的身臨其境。而且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就能由虛擬情緒調動起來，比如在電腦游戲和網絡賭博當中。”

　　巴德利指出，情緒作為人類對於刺激的內在的本能反應，是金融決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情緒還有助於解釋為何在經濟繁榮或不景氣時，市場會表現出似乎並不理性的從衆心理。

　　盡管心理學家談論“群體智慧”等概念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但今天許多經濟學家仍然不願意接受群體行為的概念。巴德利說，經濟學一直迴避人類在決策過程中的社會學和心理學因素，而是關注於“狹隘的行為假設，以數學算法為基礎做出預期。”對經濟學家而言，群體行為太混亂、太不理性，而且無法預測。

　　與此相反，約翰 梅納德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則認為，專業的投資者為了保護自己的聲譽，會“隨大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1935年，他在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期間寫道：“世俗的智慧教導我們，以常規的方式失敗，比以非常規的方式成功，對聲譽更為有利。”

　　在金融決策過程中納入神經學因素，是神經經濟學這一相對新興學科的研究者所主要關注的問題——神經經濟學是一個神經科學、心理學和經濟學交叉的學科。

　　令巴塞爾大學(University of Basel)神經經濟學研究員瓦西裡 克盧恰廖夫(Vasily Klucharev)尤其感興趣的是，當我們的行為與我們所處群體的行為存在差異時，會在大腦中觸發“學習信號”的那部分。這個信號會讓我們作出調整，從而與群體決定一致。他說這是一個自動的過程：人們形成個人意見，在面對群體意見時，迅速調整態度，使之更符合群體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