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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有一天，我們將通過更好地理解大腦功能的生理結構，從而更好地了解經濟如何起作用或未起作用

經濟學正處於一場革命的開端。這場革命的源頭出人意料：醫學院及醫學研究。神經科學正在改變我們關於人類如何決策的看法，
這些發現將不可避免地改變我們關於經濟如何運轉的看法。簡言之，我們正迎來“神經經濟學”的發軔。

將神經科學與經濟學聯繫起來，是近幾年才興起的事。
神經經濟學尚處雛形階段，但其遵循了這樣一條路徑：科學革命總是起源於以往人們所完全不曾注意的地方。如果不能提出新的方法論，任何科學都會走入死衚同。
學者們將陷於現有的方法論無法自拔，其研究也將變成是既迴圈往復又瑣碎的無用功。

但最近在神經經濟學領域裏，卻接連出現幾次跨越。令人注目的包括神經經濟學家格裏姆切在2010年出版的新書《神經經濟分析基礎》。
該書標題顯然來自薩繆爾森1947年的經典著作、上一次經濟理論革命的起點《經濟分析》一書。

雖然格裏姆切目前在紐約大學經濟學系工作，但對大部分經濟學家而言，他就是天外來客。畢竟，其博士學位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神經科學系取得的。

此外，像他這樣的神經經濟學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也與他們這些正統的經濟學家所採用的方法格格不入。
前者試圖將經濟學的核心概念與大腦的具體結構聯繫起來，以此推動經濟學的進步。

現代經濟學和金融學理論大體上基於人類理性的假設——人類總是系統性地讓自身的快樂程度最大化，即經濟學家所謂的“效用”。
薩繆爾森在1947年提出這一主題時，並沒有將研究目光投向大腦，而是提出了“顯示偏好”。在他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家們將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理性假設的基礎上，並不關注人類的大腦生理結構。

因此，格裏姆切對流行的經濟學理論充滿懷疑，並一直尋找經濟理論的生理基礎。他試圖通過找出背後的大腦機制，從而將“軟”效用理論轉變為“硬”效用理論。

格裏姆切和他的同事已經發現不少證據，但離大體上揭示基礎大腦的結構，畢竟還有一段距離。
可能的結論是，大腦中並不存在相應的結構，所以整個效用最大化理論都是錯誤的，或至少需要進行重大修正。
如果真是如此，光是這一結論就將從根本上動搖經濟學。

另一個令神經科學家們激動不已的新領域，是大腦如何處理模糊情形，
即那些概率未知或其他高度相關資訊無法獲得的情況。根據已經發現的結果，大腦用來處理概率情況一目了然的區域與處理概率未知的區域是不同的。
這一成果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人們如何處理像金融市場和危機來襲等情形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凱恩斯認為，大部分經濟決策都是在概率未知的模糊情況下做出的。他推論說，我們商業週期的大部分是受“動物精神”波動的推動所致，所謂“動物精神”，是指不為經濟學家所理解的精神力量。

當然，經濟學本身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當危機來臨時，有多少個經濟學家，就有多少種干預辦法。
經濟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結構，洞察經濟依賴於理解經濟的法律、規則、商業活動和習俗、資產負債表等諸多細節。

但終有一天，我們將通過更好地理解大腦功能的生理結構，從而更好地了解經濟如何起作用或未起作用。

這些大腦結構是將大腦比作電腦的基礎——前者是通過軸突和樹突相互交流的神經元網路，後者是通過電路相互聯繫的電晶體網路。
經濟將成為新的類比——通過電子和其他通信手段相互聯繫的人際網路。

大腦、電腦和經濟，這三者均是以通過個體單元——神經元、電晶體、個人——的合作和行為解決基本資訊問題的機制。
只要我們對這三者中任何一者如何解決問題的理解有了突破，都能將其推廣到其他兩者。

　　作者為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

　　【作者：羅伯特·希勒/文 】  2011年12月05日 15:30　《財經》雜誌